那天派对上的情形在米拉的脑海中萦绕不去。在她看来，那仿佛是神赐的时刻，尽管她是一个无神论者。她们全都被深深触动了，从那以后，她们再也不是原来的自己。她们举办过很多美好的派对，有许多相聚的时光，但这一次，是超越性的，那全然是一幅人类和谐与爱的画面。它能够持久吗？将来有一天，当她们再聚在一起时，还会像那样融为一体，还能感受到这种恩赐吗？这样的恩赐无法被安排、无法强迫，甚至无法去希冀，没有哪一种体制能创造它。瓦尔会去尝试，她会花费宝贵的时间，试着寻找一种不会扼杀心灵的体制。米拉感觉，她能够去尝试，这点值得赞扬，可却注定要失望。当舞曲响起时，最好旋转起来，让自己融入音乐，尽情舞动，然后，记住这一切。可她们全都被瓦尔触动了，于是再也不是原来的自己。她很确定这一点。

那年的冬天漫长、寒冷而又孤独。学校已经停课了。雷曼餐厅里，那些熟悉的面孔都消失了。大家都窝在家里或怀德纳图书馆的小单间里，埋头阅读，整理笔记，写草稿。读完一本书就在读书清单上划去一本，然后再添三十本。米拉的各种列表清单已经塞满了好几个文件夹。其中包括关于《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各种研究计划，“马丁·马普雷特论战”里的词条，以及《教会法》和《忧郁的解剖》所有版本的出版时间。

只有瓦尔没在准备口试，她另有打算。她正在准备一项精心的计划，需要和几百个精挑细选出来的人面谈。那些天她似乎总在逃避聚会，似乎对此有所抗拒。她有些焦虑，愈发怒气冲冲：美国不断增兵，在越南扩大轰炸规模，这令她难以忍受。不过，彼时我们所有人都心烦意乱。凯拉面色苍白，脸上就像布满皱纹般皱巴巴的；克拉丽莎的眼窝深陷下去；米拉有点儿焦虑，开始离群索居；唯有伊索精力旺盛。

女人们每周会到伊索家去两三趟，那已是她们最大的享受了。但凯拉几乎每天都会去。她总是心血来潮——有时上午十一点去，有时下午两点、四点，甚至傍晚六点去。如果伊索不在，她就坐在台阶上等，留下孤单娇小的身影。她表情扭曲，愁眉不展。她有时坐在那儿看书，即便这个时候，她的嘴唇都还是颤抖着的。看见伊索时，她就起身笑脸相迎，面庞恢复如初。

伊索没什么钱，但她随时都为朋友们准备着满满一冰箱苏打水、果酒和啤酒。伊索也在准备口试，但她似乎一点儿都不介意被朋友打扰。她会对凯拉灿烂地微笑，然后扶起她，仿佛她的到访是她这一天最重要的时刻。她注意到凯拉那颤抖的嘴唇和拧在一起的手指。她会适时地倒上一杯，从容地坐下来，静静地倾听。她会不时向凯拉发问，但那些问题不是关于现在，而是关于过去，关于她的童年、她的两个事业成功的兄弟、她的父母、小学和高中生活。她们的话题很单纯，凯拉聊得轻松自如。她将自己的故事和回忆、伤痛和成就和盘托出，仿佛是第一次和人说起这些事似的，她在讲述同时也在试图了解自己。伊索看上去很感兴趣，而且是发自内心地感兴趣。“我没打扰到你吧？”凯拉经常停下来，咬着唇问。她竹筒倒豆子般倾诉着，好像她的过去已经尘封了太久，被关得太紧，以至于一旦找到某个可以逃脱的洞口，它就喷薄而出。

“我还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看书，我会说‘我就想成为这样的人’，或者‘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大约十岁时，我就开始写日记——就是记一些流水账，列出了一些我想要具备或避免的品性，并把每天的收获都记录下来。就像本杰明·富兰克林那样，只不过我没他那么成功而已。与他不同的是，我并没能在三十天内具备所有美德，包括谦逊。”说到这里，她们笑了，凯拉咬着嘴唇，不安地说，“我用尽了各种办法，但其实那些美德我都没能具备。我一直在退步。这太令人沮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