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法的事情了，郭劝在延州连出昏招，致使党项叛宋的时候朝廷非常被动，他的责任最大。但这真的是他的能力和认识问题，其间并没有私下的小心思，以前官声又一直很好，重责并不合适。落他的天章阁待制之职已经是很重的处罚了，从侍从一下子降到庶官，最少相当于连降个十级八级。

虽然已经在朝中任职多年了，徐平对此次事情的发生，发生之后的处理还是觉得相当陌生，甚对觉得有些可笑。这真地不是一两个官员的问题，而是整个制度的系统性问题。

明明知道西北党项不稳，将来非常可能反叛，为什么没有做出针对性的预案？为什么没有针对性地收集情报？如果做好了预案，发生了什么都有章可循，就不会出现这么可笑的事情。军国大事，竟然就靠一个知州个人的判断。

“元昊虽僭中国名号，然尚称臣，可渐以礼屈之，愿与大臣熟议。”正是郭劝奏章里的这一句“然尚称臣”，让朝廷上下都以为党项没反。元昊骄横狂妄，内外皆知，在国书里有不恭敬的话并不让人意外，看了郭劝的奏章，朝廷上下也只是以为如此而已。哪里能够想到，元昊这次不是不恭敬，而是真地反了。看了国书，见了使节，竟然还看不出来党项是要造反，郭劝的书不知道读到哪里去了，真是让人无语。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科学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对事情要做预案，一旦触发了警报点，预案就会自动启动。事情按部就班，什么应该开始做，什么应该停下来，一切都井井有条，而不是靠着几个人的判断。科学是系统性的处理事情，是有条理，而不是靠着哪个聪明人的灵机一动。灵机一动是做事情的时候的小聪明，但在科学决断中是大忌，是靠不住的。因人成事不可靠，偏偏这个年代就是因人成事。

徐平在三司并不仅仅是推出一些新的政策，同时也在推行这些管理方法，革除掉以前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陋习。可惜这种做事方法没有被枢密院学到，他们这种管理方法，就决定了这种事情的发生。不发生这件事，也要在别的事情上坏事。

正是意识到这是系统性的制度缺陷，徐平并没有兴趣在处罚个别官员上纠结。前世读历史的时候，总是免不了想如果一件悲剧发生的时候换一个人，历史会不会有不同。合适的位置用合适的人，确实会有不同的结果，但人力有穷尽，你永远不能保证把合适的人安排到他适合的位置。实际上你无法防止发生什么，但却可以保证发生什么，这是系统性有条理的做事方法可以做到的。徐平要改变世界的，正是做事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