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姆的思想。那被紧紧关住的房门后面的克拉姆，倾听了外面污秽不堪的一幕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复杂的心情？K所做的，就是他所想的；但他决不能看见这丑恶的表演，那是他的神经受不了的。他总得有所表示，他就呼唤了，不是呼唤K（他决不能呼唤这个肮脏的名字），而是呼唤他的情人弗丽达，用权威的声音唤她。但谁又能肯定克拉姆不是一箭双雕呢？这一声呼唤在K听来是威胁又是肯定，他的头脑立刻清醒了。这时他发现，用身体做爱的他，在推理游戏中永远是失败的，刚刚还拥在怀里的弗丽达，却原来仍然是克拉姆的，是克拉姆为使自己的思想发挥放下的诱饵。K不甘心，他要突破逻辑的桎梏，他要发起新一轮的攻势，这时候克拉姆就在门背后暗笑，一种痛到极点的笑。当K胡作非为时，克拉姆的思想就如同蚕茧上的丝一样被抽了出来，织成逻辑的网。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明白，外乡人对于他是多么重要。由于有了外乡人，他的思想才得以生存，外乡人如同甘霖，挽救了他头脑里即将枯萎的植物；他只有同外乡人合二而一，才成为真正的人，思想才有出路。在同弗丽达的关系上，他无法用行动去爱，K就代替他去爱了，于是他立刻活跃起来，用铁的逻辑否定了K那些肮脏举动的意义；他知道K又要进一步用肮脏举动来践踏他的爱的理念，以给他造成进一步否定的理由，所以他像魔鬼一样暗笑。在这种思维运动中，痛苦实际上是克拉姆所寻求的，因为思维的每一阶段的发展都加剧了悖论对他的折磨，而他还要发展，要承受这一切。他就是要隔着门体会K同弗丽达做爱给予他的强烈刺激，这是他生存的方式，一种痛苦的方式。

（K）“可惜这正好也是我的敏感部位，”K说，“但我一定能做到自我克制；不过老板娘太太，请您倒是给我讲讲，如果弗丽达在这方面也跟您差不多，那么我婚后究竟应该怎样忍受这种对克拉姆的可怕的一往情深呢？”[3]

克拉姆的悖论将爱情变成了双刃的剑。老板娘情感经历的例子令K不寒而栗。K希望弗丽达一直保持与克拉姆的关系，但不希望有老板娘讲的那种“可怕的一往情深”的情况出现，即：克拉姆再也不来找弗丽达，但弗丽达仍然忠贞不渝。而老板娘的叙述就是为了告诉K：弗丽达的情况同她的情况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如果真是像老板娘说的那样，K所面临的处境就是：克拉姆已忘记了弗丽达（K想通过她与克拉姆讨价的希望也成了泡影），弗丽达仍然对克拉姆一往情深，永远忠于他（K将永远得不到弗丽达真正的爱）。这就是老板娘要K忍受的处境。那么K到底是希望弗丽达爱克拉姆还是希望她不爱呢？如果弗丽达不再爱克拉姆，K同城堡联系的通道就堵死了（当初他却是因为这一点爱上弗丽达的）；如果弗丽达对克拉姆忠贞不渝，K就得不到她的爱，讨价也不能实现。K陷在可怕的矛盾中，老板娘冷酷的一席话又让他感到人生毫无意义。从克拉姆这方面来说痛苦也是同样的：如果弗丽达不爱上K，克拉姆的理念之爱就无法发展，只能停留于空洞阶段；如果弗丽达爱上K，这种邪恶的爱又是对克拉姆理念的践踏，以致他宁愿瞎了眼也不愿看见。在克拉姆的模式里，K从头至尾都是忧心忡忡的，既担心克拉姆从此不再来找弗丽达，又担心弗丽达一心只在克拉姆身上，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在这种两难中，突围仍然是必要的，后来K终于突围了，他跑到了巴纳巴斯家里，把矛盾弄得激化。于是一台好戏刚唱完，另一台又开始了。台上的人物一定是旧人换新装吧。

在尴尬处境中的人也不可能连续突围，人的体力是有限度的，所以在大部分时间里，K总是处在“自我克制”的阶段。克制不等于他不敏感，他同老板娘一样，最敏感的事物便是从城堡吹来的那种虚无之风的风向；他在敏感中警惕着，聚集着自身的力量，随时准备在爆发和突围中同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