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李迪念着这两个字，一时沉默不语。

听过了徐平的详细解释，崇政殿里坐着的没有人说话，都低头思索。

与陈执中交接之后，徐平正式接掌三司，在安排人事的同时，提出了未来财政改革的路线，正式上奏。今天，大臣在崇政殿济济一堂，对财改的大纲进行讨论。

财政预算制度是第一步，没有明确合理的财政预算，还是像以前那样库里有多少钱花多少钱，后面的改革都无从谈起。为了应付各种临时开支，三司使就疲于奔命，财政的统筹运作哪里还有精力？没有计划，没有统筹，三司便就还是以前那个三司。

最后陈尧佐打破沉默，对徐平道：“此事初听起来繁琐，其实理起来也不难。天下钱粮都在三司，要做预算，也是三司去做，到时报政事堂就好。只要来年各个衙门按着这个预算做事，不要事事临时起意，说起来做事还容易了呢！”

翰林学士程琳道：“相公此话不错，此事中书门下确实不难，各衙门也不难，其实三司做起来也不难。难的不在这里，在枢密院。”

说到这里，看了看坐在赵祯身边的张士逊，闭口不语。

对于正常的行政机构来说，做预算确实不难。本来就是三司掌管天下钱粮，现在再加个预算制度又有什么？大家还容易做事了呢！

但这有什么用？钱粮的大头又不在这里，而是在养兵，在军费。预算好不好做，不在于行政衙门配合不配合，钱粮上没人能够跟三司作对，难的是在禁军。三衙愿不愿意把财政透明，让预算制度深入到军队中去，把军费花销理清楚，才是真正的难点。

三司所收的天下钱粮，和平年代，也差不多是十分中六分到七分养军，再加上占三司收入六分之一的内藏库收入基本用到军费上，军费占总的财政收到约为七成到八成。如果一有战事，这个比例就轻松突破八成，极端时占到九成都不奇怪。

有的时候徐平有一种感觉，大宋就是个把自己打扮成文治国家的军阀政权，朝堂上的衮衮诸公满口国家天下，一众文官高呼圣贤之治，其实不过是为了收军费的装扮。天下大事都由这班文官做主，前提是把养军的军费收上来。军费文官又管不到，天下钱粮的八成先支出去了，真的还有什么天下大事吗？

枢密院掌军令，按制度应该是由他们掌管军费的使用，但是实际上他们能做的，就是按照三衙的版籍足额把钱发下去。至于三衙到底有没有名册上那么多人，这钱有没有发到领饷的士兵手里，钱到底怎么花的，花到哪里去了，一无所知。

禁军其实还是当年五代军阀时的那个禁军，不过宋之前是他们自己收军费，现在国家养了一帮文官帮着收军费。以前想要钱了禁军自己提刀去找老百姓收，现在是提刀逼着文官政府去收，如果这叫文治，这种文治也只是用来装点门面而已。

国家花钱养兵，这兵是用来打仗，可这兵又不能打，最大的本事是抢自己人，这问题可就大了。从太祖时候定下来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军事目的与政治目的那个时候是契和的，对南方的割据政权几乎是秋风扫落叶一般，基本完成了中原的统一。太宗继位，打北汉就信心不足，等到伐契丹便一败再败，对党项，对交趾，几乎无一不败。等到了这个时候，军队的利益便就与国家利益渐行渐远，矛盾也越来越大。

文官慢慢掌握主动权，有一个过程。所谓权，最重的无非是人事和财政，主动权的变化也围绕在这两方面。太祖的时候军队本身掌握财权和人事权，后来杯酒释兵权，决策权慢慢收到了皇帝手中。到太宗的时候达到顶峰，那时禁军里的指挥使以上，领着几百个人的军官，都是太宗亲自策问试武艺，亲自任命的，文官无从过问。

到真宗之后人事权慢慢向文官政府让渡了一些，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