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损失就不得不存入银行。用这种办法，比在京西路时硬逼着向钱庄存文明多了，也隐蔽多了。

银行的利润应该是来自于存贷息差，把社会上的闲散资金投入到经济发展需要的地方去，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这个统一市场的规模越大，这种作用越明显。

徐平所设想的，是让新的钱监作为中央银行，发行货币，而后再成立几家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完成资金配置的任务。本来一般中央银行是兼职国库的，但现在事实上国库一分为二，一是三司的左藏库，再一个是皇宫的内藏库，就不能这样做了。

程琳微微摇了摇头：“钱收进来好收，但贷出去只怕不易。那些公司，京西路做的都还不怎么顺利，其他地方开起来更加艰难。至于贷给百姓，当然想也不能想。”

当然不能想，徐平就从来没想过让银行经营民间借贷。一是冲击现在已有的富贵权势之家的解库生意，容易引起反弹，再一个经营风险太大，一个不好就把自己陷进漩涡。

历史上王安石变法就是用青苗贷向民间放款，是新法中争议最大的政策之一。把很多人逼到新法的对立面，就少不了青苗法的功劳。民间放贷，收不回欠款的风险极大，再一个是收款的成本过高，利息低了没有利润还可能赔本。

贷款到期之后，老老实实自己到银行还款的人当然会是多数，但总有一部分是能拖就拖的。收这些人的钱，哪怕你一上门他就把钱还了，银还得出跑腿人的车马费呢。更不要说还有要跑无数趟，磨破嘴皮的，利息还不够收钱的人的路费。至于那些赖账不还的，就更加是把本钱搭进去了。这样一些人，自然就把贷款的成本推高了许多。

要降低风险，降低贷款成本，也不是不行，最简单的办法是暴力。

把成本转嫁到国家政权上，由国家暴力机关协助收款，到期不还直接抓到牢里去，这就是王安石变法的老路。暴力机关的暴力使用可是不好控制的，不会老老实实地为银行服务，很可能他们花的成本比银行更高，只是强行转嫁到欠款人身上了，个人总不能跟国家对抗是不是？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便就成了反对变法者的武器。

要么这成本就由民间的暴力机关承担，一样是转嫁到欠款人的身上，暴力讨债从古到今都不是新鲜事。只是这后果，推行改革的徐平一样不敢承担，也承担不起。

公司就相当徐平前世的法人，只向法人放款，其实是无奈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