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李参一头雾水，“敢问待制，这合作社到底是个什么？”

“这个——这么说吧，譬如童七郎留下的窑口，除了去了一个童七郎，实际上原先烧瓷的人都还在。若是这些窑工如同先前一样干活，瓷器还是能够烧出来，还是一样能够卖出去，还是一样有钱收。李通判，是不是？”

李参点点头：“待制说的不错，但烧什么瓷，烧多少，怎么定价，怎么收钱，如何发工钱，都得有个主管说了算。若是没有这么个人，别说是窑工自己，就是出了事情官府也不知道该找谁，不是成了无头公案了吗？”

“不错，所以要有合作社这么个地方，把这些事情担起来。”

徐平明白，李参最关心的，不是窑场里怎么组织，怎么生产，怎么分配利润，他最关心的是什么人能够负责跟官府打交道。收税要找到人收，不缴税要有具体的人关到牢里去，各种赋役要能正常摊派下去。至于其他的，官府哪里会操那个闲心。

这个主意也不是徐平心血来潮，是他长时间思索的结果。自己要推行大农庄大商业为主的经济模式，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小农户小手工业者应该如何面对冲击？历史给出的答案是互助合作社，今天李参问起，徐平突然就冒了这个主意出来。

长时间地在农村工作，徐平跟很多农村合作社打过交道，相应地也对合作社的历史进行过比较深入的了解。

合作社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小生产者小农户为了应对商业资本的冲击，而自然而然组织起来的互助合作的经济组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最早的合作社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充分发展的地方，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也正是因为其有效性和普遍性，出现不久即在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起来。

在徐平前世生活的年代，发达国家的小生产者和家庭农场依然是靠合作社参与经济活动，而在中国则刚刚起步。

当然，中国的合作社有着不同的历程，最早与英国一样是从消费合作社起步，应对商品经济的冲击。但由于具体的国情，一直发展得不快。而到了解放后则又发展得过快，实际成了实现公有经济的过渡，发展过程并不连续。

商品经济的到来，必然会对分散的小生产者，甚至是普通的劳动者产生巨大的冲击，而应对这种冲击的手段，历史上最成功的就是合作社组织。甚至可以说，只要徐平在这个年代把商品经济推行下去，下层人民就必然会发展出类似合作社的组织来应对。经济现实必然会催生出这种经济组织，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与其是让这种经济组织以杂乱无章的形式自发地产生，不如提前进行引导。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徐平才在李参面前把这个问题主动提了出来。

李参哪里能够想到这些，觉得一头雾水。商品经济的大潮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物，徐平也只是刚刚开始推动，李参就天纵奇才，也想不到这上面去。

徐平理了理思绪，对李参道：“总而言之，这个合作社最关键的就是八个字。”

“请待制明言，到底是哪八个字？”

“官督民办，以民为主。官府的手切不要伸得太长，不该管的不要管。”

说到这里，徐平站起身来，地银杏树下踱了几步，转身对李参道：“至于具体的章程，你容我晚上仔细地想一想，明天再与你说。一些大略的问题，我说给你听，你也回去想一想，怎么把事情办得更好。”

“第一，这个合作社就是一个整体，你把它当作乡里的一保一伍都好，但是却没有保长伍长，社里的各家都是一样的。第二，窑场就交给这个社管理，不入社的窑工便跟从前一样，做活拿工钱，余事不管。第三，想入社的自愿，不想在社里了可以自由退出，官私任何人不得阻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