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2011年3月），《上海文学》的“批评家俱乐部”栏目，组织了一个小型对话。叫《异邦的荣耀或尴尬》，是由南京大学何言宏教授出面组织的。这个对话将在《上海文学》第五期刊出。我参加了这个对话。通过这个对话，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在高校已经成为一个学术课题。在那个对话中，我也提到了去年第一次在北师大举行的这个由国家汉办、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文理学院、《当代世界文学》杂志社共同主办的会议。我对现在的高校的学术研究体制不甚了解，但我能够感觉到，这个学术课题在中国是极有现实意义的。在学术层面上，它意味着可以把中国文学放在全球性的文学领域中去研究，它突破了已有的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些边界。以前把张三和约翰做一番比较分析差不多就可以了，现在你还得去研究约翰的儿子和儿子的情人怎么看张三的作品。我觉得它的意义还在于，通过研究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机遇、机制和难题，通过对这只麻雀的解剖和分析，也能够看到，改善自己的文化处境，跟经济崛起有极大的关系，但又比经济崛起要复杂得多。

我想从一件小事谈起。今年的三月份，英国的编辑代表团来到了中国，在北京和南京，与中国的作家进行过多次比较深入的交流，我后来知道这是为2012年的伦敦书展做准备。他们真的很想知道，中国文学的现状到底是怎么回事，与十年前、二十年前相比有什么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因为以前中外文学交流，通常只是翻译家和汉学家与中国作家的交流，但现在出版社的编辑直接介入了这种交流。这些编辑大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通过这种交流，通过在中国的旅游，他们直观地感受到，当代中国、当代中国的文学状况，与他们通过翻译家和汉学家介绍的中国有些明显的差异。但如同文学创作一样，你感受到的东西，要通过文字表现出来，还需要走过漫长的道路。你现在感受到的这种差异，要通过出版表现出来，可能还要走更加漫长的道路。我们事先约定只谈四十分钟，可后来竟然谈了两个多小时。他们提到，中国作家往往喜欢说，中国引进的国外图书有很多，而西方出版的中国图书却非常有限。作为对这样一种说法的回应，他们提到了一个数字，就是美国引进的图书，只占美国原创图书的百分之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种不平等的交流不仅存在于中国与西方之前，也存在于西方内部，存在于欧洲与美国之间，甚至存在于同种同语的英美之间。就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史和当代文学的发展状况而言，虽然美国作家的作品毫无疑问是世界文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你仍然没有理由认为，整个世界的文学成就，只有美国文学成就的百分之三。所以我说，这是一种不对等。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中国文学与英国文学的交流，中国文学与欧洲文学的交流的不对等，也就可以理解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不对位，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我知道有些作家为此感到焦虑。焦虑通常可以成为文学作品的主题，有时候还会对文学写作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在所有焦虑中，可能只有这种焦虑对文学写作毫无作用。所以，中国作家不应该为此感到焦虑。

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西方的中国当代文学出版史，你就可以有一种直观的感受，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西方的出版社主要是对中国的政治问题感兴趣，想通过作品了解中国的政治状况。你得承认，他们确实有一种转变，就是从比较单纯的政治兴趣，辐射到了文化兴趣和文学兴趣。但是毫无疑问，政治问题仍然是他们思考问题的重要出发点。当然，他们的眼光也确实非常“独到”，比如他们甚至把钱钟书的小说和张爱玲的小说，看成是充满着政治反抗性的小说。其实这种情况，也不仅是对中国作家而言的。前几天我看到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访谈，谈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