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一</h2>

个体言说。1996年，在编选《中国作家三大关怀丛书·个体关怀卷》之后，我写过一篇编后记。我当时说，对汉语言文学来说，个体言说的时代已经到来。个体言说即个人性写作，它贴近个人经验，逼近存在的真实困境。我也提到，任何时代的写作（真正的写作）都是从个人经验出发的，这个问题就像“1＋1＝2”一样简单。之所以要重新提到个人性写作，是因为我们在自我阉割、自我封闭多年之后，容易把“1＋1＝？”算错。你看我多么小心，当时我引用了博尔赫斯的一段话，来预防别人的反驳。我写道：“博尔赫斯曾说过（大意），每个民族都推举一个人作为自己的文学象征，意大利是但丁，英国是莎士比亚，西班牙是塞万提斯。可但丁最没有意大利味，莎士比亚简直不像英国人，塞万提斯缺乏的恰恰是西班牙人的风格。什么意思？”

坦率地说，汉语言文学曾经有过个体言说的辉煌，远的不说，鲁迅的《野草》就是一例。张闳先生曾说过：“《野草》的写作远离了那种‘白昼式’的集体话语的场所，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写作者个人内心世界的幽暗隐秘的私人性空间，倾听自己内心的秘语。在这样一个幽昧的时刻，存在像水泡一样凸向表面，灵魂像影子一样飘向耳边，并开口说话。”张闳将这种个人性写作称为夜间式写作。汉语言文学在这里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向，对鲁迅来说，他的个人性写作后来自觉地（在另一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被迫地）中断了。中断之后的景象如何，对中国现当代作家有怎样的影响，似乎是无需饶舌的。

在当下，问题的另一面当然也可以提出来。个人性写作既然贴近了个人经验，那么作品的美学风貌就应该是风情万种的。我遗憾地承认，当下突出个人性的作品，往往最缺乏个人性。经验的同化，个人性的丧失，灵魂的趋同状态，几乎让人惊讶。这很不妙，很尴尬，是一场悲剧。寻求自我辩护似乎很容易上手。譬如，说我们的个人经验本来就是类同的，猴子的屁股总是红的，狗看见的都是垃圾堆上的骨头，皇帝与嫖客上床之后都是一样的干活。因此，这种表达是真实的。我想说的是，这些理由都是后设的。面对诉讼，后设的理由似乎是逃不过去的。在写作中无意间带出来的这种悲剧，与在写作时自觉地（哪怕是灵魂迟疑式地追问）表达的一个悲剧，是两个概念。你得承认，后一个悲剧中包含的个人经验更充沛，也更健全。

这涉及了态度问题。荒凉的景象也来源于自我幽闭中，个人经验逃亡到了虚无的深处，拒绝判断，拒绝命名。“拒绝”这个词用在这里似乎还有点牵强。在“丧失”和“无力”这两个词中选取一个，似乎更贴切一些。先是丧失，然后泛化，然后是范化。我所指的判断和命名当然是潜在的判断和命名。它是一种穿透虚假经验的能力，避免平面化的书写，在不同声部的悄悄对话中，逼近经验的真实、存在的困境。这一切，当然都得凭借纯正的经验、态度在文本中的逐步渗透。

对我来说，这都更像是一种自我反省。我本人也把自己划分在个人性写作的行列中。我的看法是，坚持个人性写作是没错的，它甚至不能说是一种写作策略。所有的讨论都应该在肯定个人性写作的方向是对头的这一前提下进行。否定是短视的，护短是无聊的，打水漂式的讨论（否定或护短）都是可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