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荣幸来苏州大学参加这个论坛，感谢主持人林建法先生和王尧先生给我这个机会。大学里的气氛让人很迷恋，我甚至有点激动。主持人王尧先生刚才的介绍，又给我带来一些压力。激动，再加上压力，我就不知道能不能讲好了。

我看过很多作家在这个小说家论坛上的演讲，虽然谈的都是小说问题，但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方法和看法，却各有不同。这很重要，因为它构成了对话关系。这是一个对话的时代，写作是一种对话，阅读是一种对话，演讲也是一种对话，演讲与演讲之间也是对话。它可能是真理与真理的对话，也可能是谬误与谬误的对话。不过，真理的对立面不一定是谬误，谬误的对立面也可能不是真理。它是一种全面的对话关系。实际上，人类的语言活动都是对话，文学活动自然也在此列。我想从我刚写的一篇书评谈起。我刚刚应朋友之邀，给张大春先生的《小说稗类》写过一个书评。我不认识张大春先生，迄今也没有任何联系。我只知道他是台湾辅仁大学的教授，也写小说，以前在杂志上看过他的《四喜忧国》和《将军碑》。他好像是台湾的先锋作家，与白先勇、陈映真他们不同，主要是叙述方式不同。《小说稗类》大概是他关于小说的讲稿，涉及小说创作的方方面面。在写那篇书评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我们对小说本身的理解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当然他看得比我多，比我细，也比我有学问。我觉得他跟在场的中国大陆最有学问的作家格非先生有一拼。但我也非常明显地感受到，我与张大春先生有很多不同。同是用汉语写作，同是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写作，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呢？我想，主要是因为语境的差异。说得具体一点，就是他在台湾写作，而我们在大陆写作。对他来说，历史已经终结，马拉松长跑已经撞线，而我们的历史尚未终结。我们还可以感受到历史的活力，当然也可以感受到它的压力。我给那篇书评起的题目就叫《小说家的道德承诺》。写完以后，我感到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写作者的语境问题。如，同是在中国内地写作，语境相同，感受着历史同样的活力和它的压力，很多人的写作不是同样有很大差异吗？我这种说法，很容易引起误解。我知道有人会说，你这句话毫无道理，写作当然应该有差异。不怕有差异，就怕没差异。要是所有人的写作都一样，那我们只看一个人的作品就行了，还要那么多作家干什么？杀了喂狗算了。所以，我得赶紧解释一下。我指的不是作品的风格，作品的主题，情节和人物。我说的是真正的作家他为什么会持续写作，他在成名以后仍然要写作，哪怕再也达不到他曾经达到的高度他仍然要写作；小说家与他所身处的现实应该构成怎样的关系，小说家在这个时代的历史语境，对写作应该有怎样的基本的承诺。每个作家首先要遇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写作”。追名逐利的动机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这一点似乎毋庸讳言。本雅明的《经验与贫乏》中讲到过卡夫卡的例子。这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公案。他谈到，卡夫卡的遗嘱问题最能揭示卡夫卡生存的关键问题。我们都知道，卡夫卡死前将遗作交给了朋友布洛德，让布洛德将之销毁。布洛德违背了这一遗嘱，而是将卡夫卡的作品整理出版了。按照一般的理解，我们会说布洛德这样做，是要让别人知道他与圣人的关系很不一般，我的朋友胡适之嘛，我是圣人卡夫卡最好的朋友。本雅明说，与圣人产生密友关系，在宗教史上有特殊的含义，即虔信主义。布洛德采用的炫耀亲密关系的虔信立场，也就是“最不虔信的立场”。接下来，本雅明的分析才是更要命的。本雅明说，卡夫卡之所以把遗嘱托付给布洛德，是因为他知道布洛德肯定不会履行他的遗愿。接下来，本雅明又写道，卡夫卡会认为，这对他本人以及布洛德都不会有坏处。这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为艺术。我想，这个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我们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