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而是在孟子的思想上进一步，实现天人分离，把天命从人世中摘了出去。这就形成了新党和旧党最根本的一条路线斗争，是政治本于民心，还是民心本于政治。王安石认为政治要顺民心，重德教，性无善恶，而情有善恶，百姓自己会处理善恶。你不能规定百姓的行为，约束百姓的思想，来推行政治的教化。司马光则相反，隆礼重法，法在礼后，最重要的是三纲五常，规定百姓的思想和行为。把人的行为和思想都规范约束了，则天下自然就大治了，发展到后来成了理教。

在王安石眼里，反对者要规定人性，不但管民的行为还要管民的思想，是暴政，但最后自己去走到了以暴制暴上面。千年后的变革其实一样，具有相同特点。

“万千道理，俱都归于民心当中，这就是为政的法则。以民为师，找寻道理，圆满学问，理通则为儒。先道理，再道德，再教化，再有礼仪，法度随此而变，次序不能错。先用礼治民，而后教化，再成道德，不求道理，是不行的。荀卿之隆礼重法治国，尚贤任能教化，只能害民，而不能大治。这便如先给天下之民刻下一个模子，让所有的人都在这一个模子里长，长得一个模样，天下就大治了。世间无此道理。这个模子名之天命，实则巫鬼。其礼与律名为法度，其实残民之术，用之则为天下大害。为政者不能够从民心中找寻道理，而去求礼法，求教化，与治世南辕北辙。你们现在做的，就是以民为师，找寻道理。”

改革就是要顺应时代的呼声，响应人民的心声。与民心相应的时候，一切顺利，背离了人心，则步步艰难。荀子留下了一个自上而下单线治理的政治框架，后世的统治者对此喜爱非常，在这个框架下不需要听取百姓声音。百姓不满意，是法律执行不到位，是礼制教化不到位，只要用重法酷刑，森严的三纲五常，规范行为，约束思想，一切自然就好了。

徐平叹了口气：“为政而治，说到底，就是怎么看人性，怎么行教化，一切法度与施政都是由此而生发出去。荀子之学也非无来由。殷商之时重巫鬼，君亦听于巫，巫实掌天下之文。年深日久，巫有所谓聪明者，发觉以己意代天声，君民亦事无不听。此端一启则巫终被万民所弃。而此端必起，则巫必败。巫之让天下听命于己者，由其听天命，不听天命了则以心中之鬼而代天命。后世文人，多有视己为巫者，读圣贤书做圣贤巫，读别的书就做别的巫。有真自以为得圣人之旨，而欲行圣人之志于天下而成狂者。但更多的，是心里藏个小鬼，用这个小鬼来代圣贤。民有不听，则把这小鬼拿出来，吓唬世人。”

说到这里，徐平连连摇头：“雄州张太尉，当日在枢府，宪台以其生有异相而攻之不己，赶出京城犹不罢休。苏绅是我姻家，我也要说，就是他与孔道辅，一唱一和，用这些鬼把戏逐大臣。把御史台的御史当作吓官员的小鬼，他自己做阎王，让御史台变成了个阎王殿！现在贾昌朝为御史，有样学样，不讲道理，鬼气森森！”

张载和刘敞几个人忍住笑，不敢吭声。他们在西北跟着徐平不短的时间，还没有听过徐平发牢骚，今天徐平终于是没有忍住。

徐平讲政治原则，对御史台的人事和事务不干涉，不过问，牢骚还是要发的。没有哪个御史来触徐平的霉头，这些日子，他们主要针对陈执中和程琳。陈执中治家不严，程琳好贪小财，都有些小把柄。赵祯几次把御史的弹劾奏章交给徐平，都被徐平以御史不当探官员隐私为由，压了下来。御史台是秉制度查官员，不是东家长西家短的长舌妇，好好做本份的事。这帮御史就有这个毛病，自以为跟商时的巫一样，是用天命查皇帝和百官，人人都该听他们的。实际上人人心里有小鬼，不讲道理，哪来的天命。

徐平烦得不行，赵祯也烦。弹劾官员，没有道理徐平可以置之不理。规谏皇帝，赵祯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