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尼娅·德沃尔金回到了莫斯科，但瓦西里·叶科夫没有。

坦尼娅和瓦西里在马雅可夫斯基广场的诗歌朗诵会上被捕以后，瓦西里被判犯有“反苏行动和宣传”罪，需要在西伯利亚的劳役营服刑两年。坦尼娅感到很内疚：她是瓦西里的同犯，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坦尼娅猜测瓦西里判刑前受到过殴打和讯问，但坦尼娅还能自由地进行采访活动，所以瓦西里肯定没把她供出来。他也许拒绝开口。更有可能的是，他编造了一些克格勃觉得很难追查的同党。

1963年春天，瓦西里的刑期满了。如果他还活着——如果挨过了让劳役营许多犯人丧生的寒冷、饥饿和疾病——他理应被释放了。但让坦尼娅感到不祥的是，瓦西里却一直没有出现。

犯人们通常每个月允许寄一封信、收一封信，寄出和收到的信都会受到严密的审核。可瓦西里不能写信给坦尼娅，因为那相当于把坦尼娅出卖给克格勃。因此坦尼娅对瓦西里的消息一无所知。瓦西里的大多数朋友差不多也同样如此。也许他会写信给在列宁格勒的妈妈。但坦尼娅没见过瓦西里的妈妈：认识坦尼娅的事，瓦西里甚至连母亲都瞒着。

瓦西里曾是坦尼娅最亲密的朋友。坦尼娅夜里在床上辗转反侧，为瓦西里感到担忧。瓦西里是病了还是死了？也许他被判了其他的罪名，刑期又延长了。坦尼娅被这种不确定性折磨，头都疼了起来。

一天下午，她斗胆向上司达尼尔·安托诺夫提起了瓦西里。塔斯社的专题部办公室又大又热闹。记者们有的在打字，有的在打电话，有的在看报纸，有的在参考阅览室进进出出。如果话说得轻一点，应该不会有人听到。她先绕了个弯子：“乌斯丁·波蒂安最后怎么样了？”瓦西里被捕时身上携带的《异议》刊载的正是持不同政见歌唱家乌斯丁·波蒂安所受到的非人遭遇——稿子是坦尼娅写的。

“波蒂安死于肺炎。”达尼尔说。

坦尼娅知道这事。之所以假装不知道是为了把话题引向瓦西里。“那天和我一同被捕的另一个作者名叫瓦西里·叶科夫。”她沉思着说，“你知道他的遭遇吗？”

“那个电台编辑被判了两年。”

“那他一定获释了。”

“也许吧。我没听说他后来怎么样了。他不可能再做原来的工作，因此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坦尼娅确信瓦西里会回莫斯科。但她耸了耸肩，装作不在意的样子，转身去打一篇有关于女性砖瓦匠的报道去了。

坦尼娅谨慎地向几位有可能知道瓦西里是否回来了的朋友们打听过，但答案都是一样的：没人听说过任何事情。

之后的一天下午，坦尼娅得到了瓦西里的音讯。

工作了一天离开塔斯社大楼的时候，有个陌生人找坦尼娅搭讪。“是坦尼娅·德沃尔金吗？”坦尼娅回头一看，发现一个苍白瘦弱、穿着脏衣服的男人在叫她。

“怎么了？”坦尼娅有些惊奇：很难想象这么一个男人有什么事会找她。

“瓦西里·叶科夫救了我的命。”他说。

坦尼娅完全没料到来人会提到瓦西里，一时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的脑海里产生了太多的问题：你怎么会认识瓦西里？瓦西里是在何时何地救你的？你又为什么来找我？

来人把一张纸大小的脏兮兮的信封塞进坦尼娅手里，然后转身就走。

坦尼娅好一会儿才鼓起勇气。她意识到重中之重的只有一个问题。趁男人没走远，她大声问：“瓦西里还活着吗？”

陌生人停下脚步回头看。这一停顿让坦尼娅感到非常恐惧。男人告诉坦尼娅：“是的，他还活着。”这句话让坦尼娅感到一阵释然。

男人离开了。

“你等